席大大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宝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推动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入揭示。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肩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更好肩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就要不断提高理论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掌握历史主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传统文化观

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传承、现代文明创造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席大大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围绕系统认识、客观评价、科学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论断和命题，特别是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命题，并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党的传统文化观。“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意义。这一命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更多样的创新可能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全方位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认识。只有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波澜壮阔的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也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换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和未来期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道德根基、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文化观。这种文化观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既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也秉承着一贯性原则。新时代以来，“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正式提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传统文化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验的总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续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只有全面系统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科学处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自信与包容之间的关系，也才能走进历史、传承文明、走向世界。

进一步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思维禁锢。在当今世界，科学认识和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能否形成科学客观的传统文化观，能否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文化发展战略，既受到主体内在因素的直接影响，也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今时代，特别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时期，在“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以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干扰下，“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文化范式、文化话语等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造成一定影响、干扰甚至破坏。席大大文化思想坚持大历史观和全球视野，深入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从根本上剖析了“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内在逻辑、实质目的和最终取向，有助于拨开思想迷雾、破除思维禁锢、摆脱话语窠臼，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建立起科学的传统文化认知体系。

深入阐明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从文明演进逻辑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关系文化形态和文明体系存续的重大问题；从精神文化状态来看，文化主体性是保持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主动的基础问题；从底线思维视角来看，文化主体性是关系文化安全、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全局问题。围绕着坚持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价值，席大大文化思想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围绕着文化主体性所指向的主体，既指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也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者具有本质一致性；围绕着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身转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两个结合”。始终坚持文化主体性、坚持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不仅是一种应然性、原则性、价值性的要求，而且是一种实然性、实践性、现实性的展现。对文化主体性的系统阐述，充分激发了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为增强文化自信及其基础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坚实基础。

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

席大大文化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肯定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席大大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无论是“必由之路”的定位还是“最大法宝”的高度肯定，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聚的中国价值。

坚持实事求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演进逻辑的根本认识路线。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从中国文化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功用出发，深刻把握中国文化发展实际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中的作用，深刻认识到基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也必然会在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新时代以来，席大大总书记坚持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在科学把握文化的本质以及人类文明演进趋势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逻辑的集中展现，深刻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规律，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

坚持独立自主，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自主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在奋斗历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席大大文化思想是秉承独立自主原则、转化独立自主经验、践行独立自主精神的重要典范，其中诸多的命题、论断、话语都体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特质。比如，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等等，都体现了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创造中坚持独立自主的自觉。2021年，席大大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在席大大文化思想指引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引导各民族树立和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就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文化形态和文明体系。

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创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崭新形态。传承和发展、继承与创新是推动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深度聚合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席大大文化思想作为席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集中体现了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引领文明发展的内在自觉，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守正创新的现实意义和基本内涵。就守正创新的现实意义而言，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就守正创新的基本内涵而言，指明了守正的内涵，强调主要是从三个维度坚持守正，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了创新的内涵，强调主要从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等维度展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科学指引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路径

席大大文化思想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对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巩固文化主体性、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以及开启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都具有直接性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席大大文化思想的正式形成，推动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话语的理论化，为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方法。

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于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从自卑到自尊再到自信和自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又以何种方式实现涅槃重生，成为近代以来仁人志士追寻求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引导中华民族实现精神上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中，将马克思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概念和使命，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建设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二个结合”命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和观念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意义，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与此同时，席大大文化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并从文化使命的高度进行了明确定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形态，是一种具有丰富内在意涵、深厚历史底蕴、鲜明价值取向、普遍世界意义的创新性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的集中体现。席大大文化思想中关于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相关论述，从文化发展规律的层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内生性转化的可行路径，不仅拓展了人类追求崭新文明形态的选择和空间，而且为不同民族和国家重塑文明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不断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现代文明的形成、转型、创新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相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西方国家现代文明有着本质性、价值性、根本性区别，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逻辑、本质属性和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觉醒基础上探索形成的现代化，既顺应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趋势，也因特殊的文化基因而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图景。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国家现代文明遵循的是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驱动力，是粗陋野蛮的文明；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遵循的是人本逻辑，以人民为中心，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文明。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席大大文化思想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实现“化学反应”，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进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的角度深刻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文化指向。

立足世界变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席大大文化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表达和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始终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和普遍价值，具有鲜明的人类关怀和世界关切。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为文明创造中的重大命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定性问题、定位问题、定向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世界现代化发展格局、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具有广泛性影响，对有着宝贵的传统文化的国家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源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